第七六五章 几个人物

发生在宣武门外菜市街上的行刑场面,在多年之后依然是京师百姓的一项谈资。

不过这一件被京师百姓们津津乐道多年的“盛事”,崇祯皇帝本人却并没有再多去关注。

就在为范永斗等人量身定做地明确了汉奸罪的罪名与刑罚之后,当天下午的文华殿小朝会上,崇祯皇帝与内阁阁臣和吏部尚书商量着,将一段时间内需要作出的一系列人事任免问题,一起定了下来。

身为蒲州张氏,即张四维家族一员的绥德州知州张辇,当然不能继续留任了。

毕竟,蒲州张家如今的主事之人张毂不仅被锦衣卫砍了头,而且还剥了皮。

其他的家族成员无论男女老幼又都被一股脑儿地充军瀛洲镇守府,所有的家产也被抄没。

在这样的情况之下,这个蒲州张家出身的张辇,无论如何也不能再用了。

虽然他在当初抵抗流贼,保卫绥德州城的时候,立下过功劳,但是到了这个时候,崇祯皇帝可不会为了这个原因就给自己的将来埋下什么后患。

于是,张辇被免官削籍,也就是剥夺进士出身以及朝廷的官身和功名,与其蒲州的族人一起被充军瀛洲,编管安置。

至于到了瀛洲之后能干什么,会不会被瀛洲镇守使起用,或者就此沉沦埋没,那就只能看他自己的造化了。

至于绥德州的知州位置,崇祯皇帝提名了那个上书言事,指教皇帝遵守朝贡接见礼节的礼科给事中邱瑜。

对于这一点,内阁首辅李国镨只与内阁辅臣兼礼部尚书的徐光启相互对视了一眼,很快就表示了支持。

邱瑜的上书言事,是不是两位阁臣其中一个的授意,崇祯皇帝也不想去深究。

至于礼部尚书成基命则是无可无不可,知州这样的层次虽然是吏部的权限,但是皇帝提名任命,吏部却也没有反驳的余地。

更何况,这其中还包含着内阁与皇帝之间的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博弈。

作为其中一方的内阁都点头了,他这个并无瓜葛的吏部尚书自然没有什么可说的。

当然,这是一个误会。

如今这位崇祯皇帝还没有小肚鸡肠、睚眦必报到这么程度,让这个批评过自己的礼科给事中外任绥德州的知州,至少从品级上来说不是贬官,而是升官。

虽然邱瑜因为一点小事,上书批评了皇帝,但崇祯皇帝看中的正是这个人的原则性。

这样的人放到陕北绥德那个没有文官乐意去的地方锻炼上几年,或许就是一个可用之材。

明朝时候的一些情况,与后世的时候也差不多。

绝大多数的官员都喜欢进京当京官,也就是到大明朝廷的各部院寺府监等皇帝直属的机构任职。

其次,就是江南,再其次是北直隶,再其次是中原,然后是湖广,最后是西南。

至于西北和山海关外,那都是当时明朝官员们都不愿意去的地方。

远离中枢就不说了,最紧要的是关外和西北这两处地方,一个与建虏接壤,一个与蒙古接壤,都是边患比较严重的地方。

特别是明朝万历以来,文武百官都将这两个地方视为危途,千方百计都要避免到这两个地方任职。

而事实上,也的确有许多大臣和官员,死在了西北和东北的边患问题之上。

正因为如此,陕北许多县城北流贼破城洗劫之后,县官被杀,已经过去了一年多,到现在为止,一些朝廷新任命的知县和县府佐贰官,也仍然没有全部到任。

路途遥远、地方不靖,当然是一个理由。

然而不愿意去,则是一个人人都知道但却不能说出口的根本原因。

同样也是为这个人人都知道的原因,当崇祯皇帝将这位前不久刚刚上书批评过自己的礼科给事中,给安排到了绥德州知州的任上之后,虽然他根本不是报复,但却被许多官员认为是一种报复措施。

至于各科给事中和督察院御史的缺员问题,吏部上报了一些补充的人选,但崇祯皇帝都压着没有任命。

如今这个时候,可不是壮大督察院和六科廊的时候。

这些明代的纪检监察机构,往往都是清流文官的大本营。

这些人高居庙堂之上,不通实际政务却喜欢说三道四指手画脚,什么都要插上一嘴。

按照明初的制度设计,这些官小权大的职位,都应该是皇帝用来制约朝中大臣的重要手段,但是在明朝后期之后,却逐渐沦为了各方党争的工具。

这些人的存在,就渐渐变成了专门找茬挑刺的。

和平盛世的时代,这些人的存在是必须的。

但是到了如今这个明末乱世的时候,让督察院和六科廊齐编满员一群人整天没事干专门找茬挑刺,那不是自己给自己添堵呢么!

而崇祯皇帝压下了吏部关于增补督察院和六科廊的奏章之后,不管是内阁还是六部的其他尚书们,也都冷眼旁观。

对他们来说,六科的存在就是专门针对他们而设计的,缺员不增补,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件好事。

就这样,随着如今这位崇祯皇帝的继位,六科廊的权力不仅被一再剥夺和限制,而且缺编缺员的情况也得不到有效的补充,曾经一度可以左右朝局的言官们,地位也是每况愈下。

除了张辇的免官削籍,邱瑜的顶缺外任,以及皇帝再次推迟督察院和六科御史言官的增补,连着几天来,崇祯皇帝与内阁和吏部官员们,相继定下了一系列官员增补任免的事宜。

宣府、大同所属的府、州、县许多都被建虏攻克,大量官员被杀,到了这个时候,自然需要重新任命一批。

吏部与新任的宣大总督杨鹤以及大同巡抚范复粹、宣府巡抚李养冲沟通之后,也向内阁和皇帝呈送了有关官员任免的奏报。

就在宣武门外菜市街上范永斗等人被凌迟处死的同一个时间,崇祯皇帝与一众大臣,在文华殿里定下了一部分急缺文官的任免。

比如,合并大同右卫与玉林卫为大同巡抚直隶的右玉州,任命吏科都给事中张慎言为新右玉直隶州的首任知州。

吏科都给事中虽然权力不小,但却只是七品,如今虽然是外任,但是一个直隶州的知州,品级却比七品高多了。

但是在场的诸位内阁和吏部重臣,都知道这实际上是一种明升暗降。

因为一个边地直隶州的知州,又怎么能比得上吏科的都给事中呢?

不过此事涉张慎言本人,而他又是吏科的都给事中,所以只能回避这个问题,没法参与讨论。

如此一来,吏部秉承皇帝的意图作出的调整安排,就没有了什么障碍。

同时,大同右卫麻家的世袭右卫指挥使职务,则改为文官同知,由右卫麻家幸存下来的麻昆担任右玉同知。

玉林卫的指挥使、指挥同知,则同时改任右玉州的同知和通判等职务。

此外,根据皇帝事前的指示,吏部上报的方案之中,也将大同左卫与原属山西行都司的云川卫,合并为左云直隶州。

其实,这也是后世山西右玉和左云的由来。

如今,不过是被崇祯皇帝提前了数十年罢了。

大同左卫和云川卫合并之后的安排,就更简单了,因为两卫此前都被莽古尔泰率领的正蓝旗攻克并屠城,世袭的卫所官员多数被杀,小部分逃散无踪,也给如今的朝廷省去了安置的麻烦。

对于这个新并的左云知州人选,崇祯皇帝一笔划掉了吏部的推荐,亲自朱笔写下了督察院河南道御史刘之凤的名字。